圆桌｜后疫情时代，“老有所养”的困与纾

要想真正在社会层面铺开“老有所养”，必须实现“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养老院大门紧闭。疫情来袭，这里成为城市中“最早封闭、最晚解封”的“安全岛”之一。但随着长时间的封闭，思念不断发酵，里面的人想出来；失去自理能力急需入住的老人、带着慰问品来看望长辈的亲属，又被一级防控要求隔在门外。

▲3月12日，北京市民政局发布《关于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暂行我市一级疫情防控等级的通知》，自3月13日早8时起，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暂执行北京市一级等级防控措施，实行全封闭管理。  受访者供图

新冠病毒的威胁已持续两年多，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我国已建养老服务机构床位空置率高达50%。硬件设施良莠不齐、专业人才储备不足，行业薄弱短板在疫情冲击下一一显形。

而不断刷新的统计数据也提出了新的课题：2021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这也意味着，我们已从2000年的轻度老龄化社会转为中度老龄化社会，要想真正在社会层面铺开“老有所养”，必须实现“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后疫情时代，如何推进养老服务机构升级转型，探索差异化供给以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日前，新京报记者邀请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副局长符青远，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福寿苑养老照料中心董事长王满程，展开一场隔空的圆桌对谈。

痛点

新京报：近日新京报记者通过电话、视频连线的方式探访了北京疫情下两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日常，发现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入住的老人，都提到了封闭管理下不能见家人的烦恼。我们注意到，新冠疫情暴发两年多来，全国养老服务机构“封控”力度持续收紧，各地一旦出现疫情，养老机构往往是“最早封闭、最晚解封”的。就你的观察，这会对养老服务业造成何种影响？

符青远：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养老服务业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根据民政部2020年底公布的数据，我国已建养老服务机构床位429.1万张，床位空置率高达50%。

▲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副局长符青远。  受访者供图

从供给方的角度来说，客观条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劝退”了部分需求方。养老服务机构内老人多为高龄、多病老人，住院、去世等原因造成减员的比例较高，但部分没有隔离条件的机构无法接收新入住老人，床位得不到补充，入住率下滑。

其次，疫情之下，需求方的主观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以朝阳区为例，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区各养老服务机构均从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出入管控、内部防控、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一些家属觉得探视不便，不愿让老人继续入住或新入院；部分能够自理的老人因长时间无法外出，会产生逆反心理，不愿继续入住养老机构，退院人员进一步增加。

同时，今年自3月13日起，按照全市统一安排，全区各养老服务机构再次启动一级响应防控措施，按照疫情防控政策，一级防控状态下，服务机构内员工暂停通勤，在院完全封闭管理，导致护理人员处于疲劳工作状态，产生了工作人员的流失。

但需要强调的是，相关措施实施的前提，都是为了保障入住老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老年人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导致重症和死亡的比例是各个年龄段当中最高的。因此，前述困难和问题慢慢也得到了老人及家属的理解。

新京报：符局长分别从供需两端解读了疫情对养老服务业的影响，那么作为一名一线养老服务机构的管理者，王满程先生在实际操作中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有什么相应的思考和分析？

王满程：对于养老行业而言，特别是民营养老机构，冲击格外严重。养老服务机构本身就属于微利行业，叠加疫情因素后，运转步履维艰。

一份民政部的抽样调查显示，与同期相比，民办养老机构收入减少20%左右，平均支出增加20%-30%。疫情期间的封闭管理，进一步拉升了养老服务机构的床位空置率。新的床位不能推向市场、新签约的客户不能入住，运营链受到巨大影响，总体经济收入必然大幅减少。

▲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福寿苑养老照料中心董事长王满程。  受访者供图

以朝阳区为例。朝阳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20.5%，老龄化程度较高。根据北京市“9064”（即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养老服务目标，朝阳区约有28354名老人有机构养老的服务需求。

在具有迫切入院需求的老人中，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约有三分之一。这部分人群已经无法自理生活，而长期的看护对于其家人来说也不堪重负，急需专业的照护机构对其提供全周期的生活照料服务，但疫情造成的“封院”，使这部分有“刚需”的老人迟迟无法入院接受专业照护，长此以往，老人及其家庭均陷入了困局。

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养老专业技能人才不足，是养老行业长期以来一直面对的难题，而疫情使这一难题进一步放大。

疫情发生后，养老院持续封闭管理，客观要求现有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始终待在机构内部，随着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心理压力也在加剧，在这种状况下一旦有人离职，留下的空缺几乎无法填补。举个例子，我经交流得知，朝阳区某机构招聘护士已持续两个月，但始终招不到人，用人极其紧张。

此外，疫情期间，养老机构能够开出的薪金有限，工作岗位几乎无人问津。即便招到了人，新入职员工还需要在机构外指定地点隔离14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招聘难度。而一旦长期无法补充人手，导致现有工作人员疲劳上阵，可能会对服务质量造成影响。

纾困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一些行业人士担心，疫情下带来的行业寒冬，会进一步削弱养老机构的实力，在满足防疫要求、维持服务质量和保证长期经营上难以维持平衡。对此，朝阳区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纾困举措？

符青远：首先感谢各养老服务机构全力、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事实上，疫情期间，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入住老年人安全，促进机构的良性发展，如建立一级响应情况下养老机构非常态探视管理工作的机制，明确一级响应情况下养老机构工作人员返岗及接收新入住老年人管理工作的流程，切实解决养老机构及老人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从区民政局角度，我们积极配合市级部门的政策，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举措，帮助各养老服务机构渡过难关。比如，针对需紧急入住老人但没有独立的隔离观察区域的养老服务机构，我们选取专门的场所作为备用的隔离观察点，解决了养老机构的个性问题。

其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寻求备用隔离观察点时，因为时间要求很紧，个别养老服务机构又存在实际的需求，区民政局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为一个养老配套点位紧急配置生活设备、落实防护物资、完善管理制度，使之快速达到了临时隔离的使用标准。

同时，我们还向养老服务机构招募储备养老护理专业照护人员，为疫情防控中遇到突发紧急事件、无法自我处置的养老机构提供支援。

新京报：据我们了解，针对朝阳区为解决疫情期间的养老问题，王满程先生还做过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有什么举措是特别受老年人欢迎的？在你看来，还有什么举措是值得被推广的？

王满程：本轮疫情中，朝阳区民政局推行养老机构核酸检测自采，并协调两大实验室接收采样，大大降低了外来医护人员进入的风险。同时，区民政局联合卫健部门、属地卫生服务中心，指导养老机构内医护人员如何正确采样等。据我观察，反馈很好，值得被推广。

除此之外，养老机构内部也会组织社工、工作人员每日巡视，问候老人，了解老人需求，并进行个案探访疏导。同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拉近老人与家属的关系，消解老人长时间见不到家属的消极情绪。

在我们的调研中，视频连线方式是比较受老人欢迎的。很多老人觉得，这样子女像是在身边一样，想聊天的时候，随时让工作人员打开电视，把手机投屏到上面就可以面对面跟家属聊天了。

新京报：除了目前已有的各种举措，王先生在实操层面上还有什么建议？

王满程：我建议政府能通过科学引导，推动促进专业医护人员流动。此外，针对疫情期间养老机构遇到的经营困难，希望民政部门进一步研究出台相关补贴支持政策，比如兼顾机构床位规模和入住率因素，或者根据老人身体状况，按照能力完好、轻度中度失能、重度失能的标准，为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发放纾困补贴。

最后，建议面向疫情下持续坚守一线的养老服务人员颁发“暖心政策包”，加强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身心关爱，帮助他们舒缓心理压力、解决生活困难。比如，考虑开展“疫情防控下养老机构员工身心关爱培训”活动，通过视频直播，组织全区一线养老从业人员观看；同时协调慈善组织，向坚守一线的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发放慰问金，让大家感受到政策的温暖，坚定奋战到底的决心。

转型

新京报：刚才我们主要是围绕专业养老机构而谈，但除了这一点，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目前似乎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或社区养老。那么在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方面，朝阳区面临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有什么阶段性的“小目标”？

符青远：朝阳区是北京市中心城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同时也是北京市老年人口增长最快、老年人分布区域城乡差异较大的行政区。与2010年相比，辖区内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8.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7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而这也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设施布局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趋势会给社会保障、健康养老带来巨大压力，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朝阳区经济优化升级交汇融合，会对养老服务业发展、人才培养、信息化智能化、全龄友好环境建设带来新机遇。

未来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进一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和效率，提高服务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新京报：针对这一主要目标，我们目前有什么实际举措？

符青远：在为老服务上，我们推行的“一键呼”系统，整合医疗急救、健康咨询、养老便民、火警报警、送医送药等多项服务资源，除了老年人在需要服务时通过终端按键呼叫服务外，服务系统还在疫情防控期间主动向老年人提供服务。

平台通过智能语音系统和电话客服坐席联系安装了“一键呼”的老年人，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向老年人宣传抗击疫情的注意事项，叮嘱他们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等各种注意事项；同时系统还向老年人的亲属手机发送温馨提示短信，提示亲属多关心老年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一键呼”的主动服务举措为区内老年人防控疫情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早在2014年，朝阳区便创新推行“驿站式”养老模式。它属于普惠性公益服务，采取公办民营的形式，服务包括短期照料、呼叫服务、助餐服务、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内容，让老人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就近享受服务。

疫情期间，我们全面开展养老驿站质量提升行动，加强养老驿站基本服务功能，落实驿站服务责任片区制，完成155个服务机构责任片区划分，全区4.5万名基本服务对象信息入库，目前已签约基本服务对象近3万人。

除了保证养老家庭照护床位的服务内容，在严格执行北京市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我们还通过开展远程健康监测、保持线上关爱联系、提供无接触式应急代买代办服务、基础服务延期提供等四项措施，保障朝阳区养老家庭照护床位“服务暂停、关爱不止”。

挑战

新京报：在实际的探索实践过程中，二位觉得目前还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符青远：从布局上来说，目前朝阳区城乡、街乡和社区之间养老服务设施供给不均衡，难以有效满足城乡老年群体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从需求侧看，市场潜在需求未能有效激活；从供给侧看，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从市场竞争环境看，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之间存在不平等竞争现象，阻碍养老行业和养老市场的有序发展。

王满程：从养老服务机构的角度来说，目前，在资金、建设以及运营阶段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比如，养老服务项目对空间距离、人口密集度、医疗条件等配套设施要求较高，部分地区养老机构建设用地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相比较于商业开发项目，养老服务项目的收益回报率偏低，融资建设资金相对不足；在运营阶段，养老专业人才匮乏，医养结合推进缓慢，社会养老意识不够。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也曾指出，养老机构经营风险大，老人出险难防。

新京报：关注养老问题、从事养老相关工作多年，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王满程：无论想与不想，我们都将老去，养老问题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国第一部老龄事业蓝皮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指出，由于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中国面对“未备先老”和“未富先老”的双重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保基金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仅从制度赡养率来看(不考虑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正在不断提升。所以要提前规划，寻找破局之路，做好准备，宜早不宜迟。

就我个人而言，下一步的重点关注和推进方向，是“医养康”相结合的养老新模式，推进健康养老、智慧养老等。

新京报：有人说，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也是政府“隐身化”的过程——从“台前”逐渐走到“幕后”，从直接的服务供给者转变为良好现代养老事业产业环境的营造者。对此，你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符青远：养老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形成养老、孝老、敬老的社会文化氛围，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有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多种形式，同样需要我们社会组织和志愿服务成为有效的补充，形成社会化养老服务格局。

在我看来，首先需要打破街乡、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分配不均，实现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互联互通。打破养老服务资源和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的制度壁垒，促进养老床位和医疗床位的有效转化，实现医养、康养的互联互通。

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分类分层次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无偿或低偿托养服务，重点保障政府托底保障对象和困境保障对象机构入住需求。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多元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

同时，要进一步培养品牌化、连锁化、集团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主体，将先进的养老理念、专业化的产品设计流程、成熟的运营管理经验、系统的服务培训等引入到养老市场。我们也希望能通过一系列实际举措，打造出“朝阳养老”服务品牌。

新京报记者 薄其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