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三间房乡20多轮核酸大筛背后的年轻人

30多个点位、约84条通道散布在朝阳区三间房乡，4月25日起，160多名医护在这些点位周转，与几百名工作人员一起，为10多万名居民进行核酸筛查。

每晚，12万份咽拭子、1.2万根试管、600个透明的样本袋和600个箱码，在三间房乡政府被工作人员提前分好，码放在一楼大厅，按时被各点位负责人接走，完成各自的使命。

每两小时，这些样本会被打包、清点，送至医学检验实验室。直到夜幕低垂，最后一袋医用垃圾被扎好运走，消杀后的通道安静下来，这天的核酸检测才算告一段落。

此番顺畅运转，离不开三间房乡政府几名青年工作者。

有人负责统筹、调度和对接；有人负责发放物资；还有人坚守在最繁忙的检测点，工作起来，连喝水的工夫都没有。

他们称自己为“三九核团”——三间房地区的“90后”们，在这场新冠疫情防控中，为20多轮核酸检测不遗余力。

“备战”到深夜

4月24日，朝阳区首轮扩大范围核酸筛查的前夜，吴迪失眠了。

信息不断从手机里蹦出来，提醒她还有许多事要完成。25日凌晨一两点，当她终于可以躺下休息，第二天的工作流程又不由自主地闯进脑子，一遍又一遍循环。

3个多小时后，吴迪就要抵达三间房乡政府，将全地区核酸检测所需的物资备好，交给各点位负责人，同时提醒扫码的技术人员哪些要点值得注意、应该何时送检。

作为此轮疫情三间房乡大规模核酸筛查的重要组织者之一，33岁的吴迪紧绷起来。她原本是三间房乡政府民生保障办副科长，此前曾参与过三间房自行组织的核酸检测工作，但并非主力。可是在同事们眼里，这个干练热情的女孩从没出过差错，在物资分配时异常仔细，后续还会清点、回收剩余的物资。“交给她就行了。”同事们常常这样说。

吴迪仔细清点采样物资。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与吴迪同时接到任务的还有黄鸿博。

两个月前，他从三间房乡政府办公室，被调至防疫办，后来成为防疫办的负责人。28岁的黄鸿博曾第一时间协调资源，应对辖区出现阳性病例的紧急情况，也曾在此前核酸检测中，承担对接和统筹工作。

“我算是有前期基础了，流程都很熟悉。而且乡里已有成熟的方案，这次要重新做的，只是与朝阳区对接。”很快，黄鸿博与吴迪各自明确了任务——他继续负责对外联络和统筹协调，吴迪则接手采样场所的设置、协调发放采样物资、安排送检，并对采样时的扫码操作进行技术指导。

在黄鸿博的记忆里，首轮大规模核酸前一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4月中旬，三间房乡就已为大规模核酸检测做了准备，各社区上报的检测点位都已经过实地勘探，并被绘制出详细的布局图。吴迪迅速与各社区负责人联络，根据实际情况，微调点位和检测通道，汇总在电子表格里。

根据吴迪的表格，黄鸿博就能迅速计算出每个通道需要几名医护、多少物资，并根据数据，对接朝阳区卫健委、医院和检测机构、消杀公司与垃圾清运公司。

但黄鸿博还是遇到了棘手的难题——找到一处合适的医疗垃圾集中存放地。

“医疗垃圾比较危险，存放地不能离居民太近；如果放在空旷但没人管理的地方，也容易出现意外。”黄鸿博考虑过三间房乡环卫中心的垃圾站，但为避免与生活垃圾混装而产生的隐患，方案被排除；他还想过存放在集中隔离酒店，那里有一处专门储存医疗垃圾的地方，因为场地不够，也被否决。

黄鸿博沟通场地的电话没停过。“思路堵住了，只能不停想办法。”他并不焦虑，“最终肯定可以找出合适的地点，没必要着急，只是要和各方保持沟通，确保方案令大家都满意。”

最终，黄鸿博和同事们选定了一处拆迁留下的平整场地，足够垃圾清运车通过，也能满足安全等条件。

4月24日那天，黄鸿博和吴迪忙到深夜，“我们要不停看手机、回消息。人员要保持怎样的距离、转运箱如何封口……要求不断更新，我们也得和社区同步，提醒他们场地布置需要注意的事项。”直到第二天核酸检测正式开始，吴迪悬着的心才稍微踏实下来。

20多轮核酸检测

事情总有意外。根据计划，一个通道需要两名医护人员轮换保障，但由于核酸筛查涉及面广，部分医护人员的健康宝出现弹窗等突发情况，让医护配比很难达到预期。

“我们只能尽力，让通道数与医护人员数的比例保持在1:1.5。”每天，黄鸿博都努力同医院争取足量的医护，同时想尽办法缓解医护紧张带来的不便，比如招募志愿者、调配机关干部到各个社区支援，代替医护人员完成扫码工作，保持检测顺畅。

即便如此，火气依然不可避免。

早上分配医护的时候，许多点位的点长都会对黄鸿博表示不满：“我们通道这么多，你怎么才给这么少的人？”这位年轻的负责人只好耐着性子安抚：“不光是您，全乡都一样，我们都是按照比例分配的。”他还借机提醒点长，一定要做好对医护人员的保障：“资源越是稀缺，我们就越要珍惜。”

人手不够充沛，意味着在某些点位，居民需要等候过久，医护疲累，连日的情绪积攒，全都涌到黄鸿博这里。4月25日起，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请您谅解。”

但黄鸿博从不生气，总是平静地收下所有抱怨。“我要是生气，大家更没法干了。”他觉得自己站在中间，了解双方的心态，就要为彼此疏导。

为了更科学地分配医护，他常到各点位查看，哪里人手富余，就将那里的医护临时调配到人手短缺的点位。

4月27日起，他和同事还专门成立了数据统计组，每半小时统计一次，掌握各个点位已经有多少居民完成核酸检测、还积了多少人没做。这样一来，数据组就能清楚看到哪里的速度快、哪里的进展慢，下一时段，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手，及时解决矛盾。

黄鸿博要关心的不止这些。

点位有没有设置绿色通道、医疗垃圾是怎么收的、是否设置两米线提醒居民保持间隔、伞和帐篷是否到位……起初几天，近40个点位，他都要自己去看一遍才能放心。

每天要接打多少通电话、回复多少条微信，他统统算不过来，只记得消息总是不停。曾经，黄鸿博的微信好友列表只有800人，但10多天过去，已经涨到了1500多人，里面有点长、医护人员、清运垃圾的司机……不知道联系谁的时候，找黄鸿博准没错。

吴迪的境况也是如此。

每天，她都要跟三间房社区医院沟通，协调好防护服、N95口罩、面屏、鞋套、手套等种类繁多的医疗物资。更要紧的是，她必须及时按照做好的物资表，分配好采样物资。

吴迪按照表单清点物资。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物资一到，吴迪就要带着三四个人火速清点。

他们搭出了一条流水线——有人负责数试管，有人负责查咽拭子，有人将箱码卷成一捆，连同样本袋一起塞进一个箱子里，每个箱子都贴好写着社区和数量的便签纸，再被摞在乡政府一楼大厅，等待被社区工作人员领走。这套程序下来，至少耗费40分钟。

刚接手的几天，吴迪和同事们因为不熟练，速度还要再慢一些，物资的分配也不够科学——起初，他们按照统计的人口数来分配，但很快就发现，人口是流动的，导致有的点位物资不够，有的点位物资多出许多。

这一度让吴迪头疼：“多的物资都在各个点位，不在我的手里，缺物资的点位找我要，就很难协调。”慢慢地，她摸索出了更合适的分配方式，即根据社区前一天实际参与核酸检测的人数分配，辖区再没出现供需差距过大的情况。

一天工作结束，社区将剩余物资拉回给吴迪，他们还会把零散的试管集中起来，保证物资利用最大化。

20多轮核酸检测过去，黄鸿博和吴迪发现，三间房地区的核酸检测效率越来越高了。“一开始我们每天只能检测八九万人，有的点位熬到晚上八九点才能结束工作。现在，我们一天能检测12万人，远远超过地区人口数，结束时间也提前了。”

从未提起的“感动“

如此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就像一台巨型机器，想要运转顺畅，离不开每个点位的配合。4月25日起，32岁的戴伟就守在三间房地区的核酸检测点位，引导居民有序排队。

戴伟执勤时，要不停提醒居民戴好口罩、扫码测温、保持两米间隔，一站就是一上午，忙起来时，甚至喝不上一口水。

但这些工作，不总能换来和善的反馈。有的居民忘带身份证，有的老人不会扫码……队伍的前进速度一旦慢下来，总有人不耐烦地抱怨。“干吗这么麻烦？凭什么让我按照你们要求做？”怒气时常冲着戴伟过来。

戴伟（右一）引导核酸检测的居民扫码登记。受访者供图

这种情况太多见了。

3月份时，身为三间房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的戴伟接到紧急任务，要前往确诊病例造访过的小区，登记楼内居民情况，并告知居民即刻下楼进行核酸检测。

因为担心搭乘电梯会造成交叉感染，戴伟只能裹着防护服，从一层开始步行至28楼，挨家挨户敲门询问。接到任务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时间较晚，居民难免带着情绪。其中一个男人喷着酒气，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我们沟通比较困难，原本不到一分钟就能结束的对话，硬是拖了10多分钟。”戴伟知道，这就是他的工作，难听的话权当没听见，只能语气平和地一一解释。

在核酸检测点位执勤，戴伟依然要保持耐心，有时他会带着医护人员走到通道外，为行动不便的人做核酸检测，但他从不要求感谢，直到一位老人挣扎着从轮椅上起身，努力向他鞠躬。

那是在人流量极大的双桥万达核酸检测点，一位老人推着轮椅走过来，两人似乎都不太熟悉如何扫码，尤其是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眨眼识别时，眼皮僵硬地颤抖。戴伟走上前，用自己的手机为两位老人完成扫码，又弓起身子，把老人轻缓地抬下台阶。看到老人想起身鞠躬，戴伟赶忙拦住。

他没再对人提起过，也从没表达过他的感动。但这个情景，长久留存在他的脑海里。“他能体谅我的工作，让我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没白做。”

“再累也得往前冲”

4月25日起，三间房地区已组织20多轮大规模核酸筛查。这背后，是三间房乡政府许多工作人员的付出。

有的点位试管洒了，有的点位箱码丢了，有人不理解，有人在抱怨……琐碎的工作，一刻不停地挤进他们的生活。

2020年时，黄鸿博参与转运从武汉回到北京的居民，需要穿着防护服工作，这让戴伟觉得新鲜。现在，防护服反倒成了戴伟的日常工作服，相比于新鲜，他更感到闷热和疲惫。

除了核酸检测，戴伟还要兼顾执法队的日常任务，有时在睡梦里，都在处理工作。唯一休息的日子，他试图倒在床上蒙头大睡，但还是在清晨5点准时醒来，伴着工作上的电话和消息，度过休假的一天。

对于黄鸿博而言，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分配完医护之后短暂的一小时空当。那时喧闹的人群刚刚散去，其他工作还没开始，他可以趴在桌子上放空，或是干脆进入梦乡。

在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里，年轻人们也将最有活力的一面留了下来。

连日的工作，让黄鸿博养成了不断查看手机的习惯，他生怕错过一点消息，手机保证24小时响铃开机。不论大事小情，吴迪也总是迅速给予回应，同事夸她人如其名，确实“无敌”，她总是摆摆手：“有些夸张了。”

在三间房乡，这群“90后”青年工作者，都是“三九核团”的一员。在戴伟看来，这也是他们的主场：“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咱们‘90后’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即使再累，也得往前冲。“

新京报记者 左琳 实习生 秦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