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疫情取消录用劳动者 法院促调解当事人分担损失

李先生在2020年1月被某公司录用后，因疫情爆发一直未能办理入职手续，后公司取消录用。李先生协商无果将公司起诉至北京朝阳法院，要求赔偿其在等待录用期间的损失。

4月29日上午，双方在朝阳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云端”和解，由公司补偿李先生经济损失5500元。

劳动者：即使因疫情取消录用 损失也不应个人全担

劳动者李先生在2020年1月8日经过面试后被某民营企业（以下简称公司）录用，确定试用期为3至6个月，月工资为1万元。公司的录用通知要求李先生于2020年2月3日办理入职。后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该公司先是推迟李先生的入职日期至2020年2月10日，后以公司无法复工为由于2020年2月8日取消录用李先生。李先生在与公司反复沟通无果后，于3月17日起诉至法院，要求公司赔偿其在等待录用期间产生的2个月收入损失24000元。

李先生表示，自己在2020年1月8日通过了该公司的面试，公司以口头和电子录用通知书的形式告知其已被录用，职位为课程研发经理。公司表示春节临近，故将入职时间定于节后的2020年2月3日，薪资待遇为底薪加福利费用共计12000元/月，试用期为10000元。谈妥后，李先生于2020年1月9日从原公司离职。

1月29日，该公司人事通知李先生入职日期改为2020年2月10日。李先生在2020年2月5日就体检事宜主动联系该公司人事，这时被告知公司项目无限期停止，李先生需等待进一步通知。2月8日，李先生通过该公司人事得知，公司项目无限期暂停，李先生无法入职。李先生称，该公司取消录用，一方面有违诚信原则，另一方面造成自己无辜等待2个月，错失其他工作机会，而且年后其无法工作产生很大经济损失，即便因疫情原因取消录用，这种损失也不能由其承担。李先生另表示，其在2020年3月4日找到了新工作。

公司：疫情加剧经营困境 已尽力降低李先生损失

公司则表示，李先生在2020年1月6日谎称已经从原公司辞职，存在隐瞒尚未离职的情况，公司发出录用邀请的前提不存在。同时，公司录用通知写明李先生的的试用期为3至6个月，试用期月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4000元加福利费用6000元。福利费用需要李先生在正式工作后，提供相关的票据才能享受，所以，李先生的工资标准应该是4000元，其不能把福利费用作为请求赔偿的依据。

此外，公司运营项目为中小学线下体育课程培训，受疫情影响，北京地区中小学无法正常开学，且开学时间不明确，导致公司无法按规划开展业务。公司多年处于亏损状态，受疫情影响，现已无法维持基本运营，公司据实向李先生说明了情况，也想通过明确告知来降低李先生的损失。另外，在李先生找到新工作后，他就不再存在收入损失。

法院：第一时间“零距离”调解 促成和解诠释司法力量

由于正处在疫情防控期间，独任审判员在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详细调查了解案件争议事实后，对双方当事人耐心宣讲了劳动法规范，一方面告知李先生，考虑到疫情确非双方所能预见和克服，李先生被取消录用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该公司；另一方面向公司释明，基于劳动关系的继续性特征和社会保障属性，公司在确定录用李先生后，即便因为客观原因而取消录用，亦不应完全免责。

经过不断努力，双方当事人争议金额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在差额降到500元后，双方均不愿再做让步，调解陷入了困局。考虑到案件持续拖延会影响劳动者权益保障和涉案公司的经营发展，法官再与当事人进行多轮沟通，并商定采用北京“云法庭”的方式线上调解。

4月29日上午9时，双方当事人准时出现在“云端”，法官采取了“圆桌调解”模式，从情、理、法三方面入手，引导双方当事人就事论事，解决问题，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在原、被告线上签署调解协议后，为了促进案结事了，在法官主持下，公司向李先生当场支付了5500元款项。随后法官向双方当事人线上送达了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