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们拿着报纸领着孩子，前往北京回龙观和安定医院——“游戏障碍”今年5月25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获得成员国批准，正式成为“新晋”疾病，迄今已有200天。
期间，北京安定医院开设了网络成瘾专病门诊，北京回龙观医院的院房收治了十多位游戏障碍相关的患者。
医生们没有想到，符合收治条件的患者中，青少年并不是绝对主角。在现有病例中，成年人占去了半壁江山。现实受挫、家庭阴影、其他疾病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是游戏障碍的映射。
对这一疾病，人们的认识与应对，仍在完善之中。
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35岁的学霸患者
北京回龙观医院北门附近，一栋朴素白色小楼外侧挂着29病区的金属名牌，这是我国首个由公立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开设的行为成瘾治疗病房，今年5月启用。
35岁的刘明，刚从这里离开，回归日常生活。
比起病房，这里更像精心布置的集体宿舍。推门而入，迎接来客的是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摆放着沙发、电视、动感单车、书架以及绿色植物。再往里走，KTV唱歌亭、羽毛球、跳绳、沙盘，供患者免费使用。
刘明的人生此前可称顺遂。在医生的印象中，他属于“学霸”类型——领悟力强、名牌大学毕业，从事技术类工作，履历光鲜。但在相继经历婚姻破裂、失去工作后，刘明的生活进入低谷期。
刘明和父母同住，刚失业那阵，他没有向父母坦白。为了隐瞒现状，每天仍像往常一般早出晚归，度过一天的地方是街头的肯德基。被父母获悉真相后，刘明不再出门，转而在家里长时间上网玩游戏，和父母的关系日益僵化。
在父母的要求与陪伴下，刘明来到医院，开始了住院生活。
和刘明相似，游戏障碍患者自身就医意愿不高，这一点与其他疾病不同。他们往往是在家人的劝说陪同下前来就诊。
并不是前来就诊的病人，都符合游戏障碍的诊断门槛。今年9月24日，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专病门诊开诊。当天，出诊医生盛利霞接诊4位患者，没有一位被确诊为游戏障碍。
根据世卫组织定义，这是一种持续或复发性的游戏行为(数字游戏或视频游戏)，可能是在线或离线。具体体现在游戏控制受损(对游戏失去控制力)，比如对游玩游戏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终止时间、情境等缺乏自控力等。
这种行为模式的严重程度，要足以导致个人、家庭、社会、教育、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受到严重损害，并通常明显持续至少12个月。
这意味着，相比引发的众多关注，真正符合这一标准的人并不多。
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的四人间病房。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低入院率”的青少年
刘明所代表的患者群体，并不是医生一开始设想的患有游戏障碍的主要人群。
12月2日上午，回龙观医院刘明住过的病房，几位衣着朴素的男青年下楼，熟练地打开电视，在沙发上坐下。一直以来，谈及游戏障碍，公众关注点多在青少年，29病区里的成年人，像是一群意外来客。
“从国外相关调查看，青少年是网络游戏的主要受众，也更多受其影响。目前住院患者的年龄分布，和我们的预期不太一样。”回龙观成瘾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清艳表示。
今年暑假，回龙观医院开设游戏障碍主题夏令营，接到了大量的家长咨询电话。带孩子参加活动，家长们很乐意，一听要住院，态度就变得保守。半年来，行为成瘾病房收治了50多位患者，游戏障碍相关患者十多位，青少年只占一半。
与此相对的是门诊量增长。游戏障碍“入病”后，受困于此的家长有了概念落地，一些直接拿着有相关报道的报纸前来寻医。此前，他们认为孩子只是“玩心重”“玩物丧志”，未曾想到疾病。
青少年入院率不高，背后的原因有很多。
2018年6月，世卫组织公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将游戏障碍纳入其中，传播更广的另一个叫法是“游戏成瘾”，引发不小争议。有观点认为，游戏障碍可能导致诊断泛化和滥用，带来更多针对青少年的伤害。
还有对学业的担忧。患者入院治疗周期少则一个半月、长则数月，相较而言，家长更容易向严酷的考学压力妥协。在观念层面，真的将孩子作为精神病患者送入医院，家长也有所顾忌。
即使顺利入院，背后也有一丝被动妥协的色彩。14岁的小华是病房首批患者之一，父母早年离婚，与母亲相处时间少，由姥姥姥爷一手带大。前段时间，姥姥因病住院，这一特殊的家庭现状，推动了小华入院的安排。
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设置的沙盘，沙盘游戏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听见游戏在叫我”
小华在入院前就明确表露出不配合。第一次，家长已经办好住院手续，小华以“不住，这是原则问题”为由拒绝入院，手续被退回，第二次才顺利入院。
由于成瘾反应强烈，小华在病房里表现出激烈的反抗和焦躁情绪，甚至时常“听见游戏在叫我”，为了避免开放性病房的风险，最终他被转入封闭式病房。
心理治疗，是目前游戏障碍的主要治疗手段。回龙观医院副主任医师杨可冰介绍，游戏障碍的治疗周期在6-8周，一共分为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为期4-6周，要求完全戒断网络和手机，医院会对患者进行拓展训练，通过多种活动方式，对游戏进行行为替代。第二个阶段为期2周，通过限制使用时间，让患者学会健康地使用网络。
不过，这样的安排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治疗中，医生们要面临诸多阻力，首先就是患者的抵抗情绪。
很多患者即便入院，也不认为自己患了病。今年18岁的陆明是最早入住的患者之一，学习成绩本在班级中上，由于沉迷游戏，逐渐落下进度，最终休学。
陆明不觉得玩游戏有问题，拒绝和医生交流，哪怕和杨清艳在不足十平米的心理治疗室中共处，陆明也不与她眼神接触，不管被问什么，回答都是“没想过”“不知道”“怎么都行”。
这样的状态下，治疗计划很难按照预想时间和程序进行。医生必须打破患者的心理壁垒，“叩开”这扇大门。
偶尔，这会成为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手机成为医患双方僵持的重点和“交易”的砝码。面对竖起心理防线的患者，医生往往适当让步，给予一个过渡期，以缓解抵触情绪。
在心理治疗室，医生抛出的第一个话题不是疾病，而会更加生活化与个人化，目的是与患者建立真实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家庭结构。如果交流顺畅，医生会慢慢引导患者发现沉迷游戏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患者承认问题的存在、找到改变的动机。这个过程，快则两三次，慢则五六次，有时要花上一个月。
陆明是阻抗最强的类型。入院后，他拒绝戒断手机，医生提出一天可以提供2小时玩手机的“额度”，他觉得不够，要求6小时，“讨价还价”的结果是双方各让一步——最终以4小时达成约定。交流亦然，一个多月后，陆明终于从拒绝接触，变得愿意简单对话。
回龙观医院成瘾医学中心的心理治疗室。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罪魁祸首”是什么？
游戏成瘾“入病”引发的争论，很多来自新概念落地可能导致的误判与伤害，目前对游戏障碍的界定，也多基于患者表露出的社会功能受损状况。而在临床治疗中，更被关注的是游戏障碍背后的成因。
“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在杨清艳看来，也许是患者在现实中不断受挫。
学龄儿童的世界里，成绩是“硬通货”，小华智力评估结果不乐观、成绩不好，在班级被边缘化，母亲对小华的态度疏离、不认可，加重了小华在生活中的挫败感。从小学开始，小华沉迷手机游戏，有时连续24小时上网。在游戏里，小华有了自己的朋友，朋友受了欺负，小华会为朋友出头、约架。
也许是家庭的阴影。
小华、陆明和刘明，与父母的关系都不太和谐。小华在母亲心中是一个没有闪光点的孩子；陆明与父亲冲突激烈，几乎断绝交流；刘明常受到父母羞辱性语言的攻击，苦不堪言。
可能是其他疾病。
今年10月，20岁的陈红来到北京安定医院病房。医生贾圣陶对她最直观的印象是：除了睡觉，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打游戏。
陈红今年就读大二，无心上课、不和别人接触、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淡漠，游戏似乎是唯一的生活重心——她玩王者荣耀，级别是最强王者，技术高超，甚至能接活儿代练。
造成这一现状的是陈红的精神分裂症。陈红生存状态被动，没什么需求和想法，不想谈恋爱，也不想与别人接触，与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情感淡漠、意志缺乏、社交退化”等吻合。玩游戏无需和他人交流，成为陈红打发时间的一种理想选择。
就像和不同患者商谈玩手机的不同时长“额度”，针对不同的游戏障碍，医生也在摸索不同的治疗方法。
以陈红为例，通过药物等方式治疗精神分裂症或是治本之策。虽然该分型治疗效果欠佳，预后不乐观，但陈红的状态还是好多了，在父母要求下，她愿意看看画展、逛逛动物园。
针对家庭环境不和谐的病例，杨清艳尝试与患者家属沟通，有时，家人被一同请进心理治疗室，与患者敞开心扉交流。通过这样的对话，刘明与妈妈的关系缓和了很多，好转明显，出院前，他还主动给新病友做心理工作，说服他们配合治疗。
“独特友情”的慰藉
在医生们看来，游戏障碍虽然被纳入世卫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但在医学领域仍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疾病。
有医生指出，对该疾病的诊断仍显得宽泛，也没有专门的治疗指南；由于疾病界定与研究的缺乏，市面上还没有相关治疗药物。
现有针对游戏障碍的治疗方法，是心理治疗为主、辅以部分物理治疗的传统精神疾病治疗手段，杨清艳坦言，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患者存在其他共病、治疗会更加复杂；如果患者自身能力有限、而周围支持薄弱，预后并不乐观。
此外，虽然确诊游戏障碍诊断门槛高，但随着网络游戏日益普及，杨清艳认为家长应充分重视，发现孩子沉迷游戏，应该尽早介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找到孩子沉迷背后真正的原因，预防疾病的发生。
“对于症状明显、又无法入院的患者，父母要主动了解专业知识、与孩子一同商量和制定规则，学会扮演医生的角色。”杨清艳表示。
在回龙观医院行为成瘾治疗病房里，病友们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也发展出了友谊。
有时，杨清艳会看到患有游戏障碍、赌博成瘾、彩票成瘾的几个好哥们相约打扑克、打羽毛球，独特的友情为他们带来了情感慰藉。
游戏，不再是获得认可与愉悦的单一来源。
（文中刘明、小华、陆明、陈红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协作记者 王嘉宁
本文来源：新京报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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